混合着戏剧技巧和规矩套子，杂糅着松弛的生活化表演，同时自然主义占领了越来越多的阵地。香港式的摆姿态和台湾式的激情，逐渐改变了我们的表演传统。欧洲表演的理念基本被丢掉，俄罗斯、英国、法国的影响几乎已被肃清，试图效仿好莱坞式表演——而此时好莱坞的阵地却往往被英国、澳大利亚的戏剧演员们占领。

　　当下，新形态的电影表演已经产生。虽然坊间颇多诟病，在国际上也很难产生影响，但此种表演形态已经日益地位巩固，成为这个时代电影表演的具体内涵。

　　去戏剧化与戏剧演员的全面进入

　　新时期以降，电影业各阶层掀起“去戏剧化”运动，文学、理论、创作、教学、文化各界，达成“共识”：过去中国电影的弊端，主要源于电影架上了“戏剧的拐杖”，遭受了戏剧的侵害，如想赢得电影的新生，必须“丢掉戏剧的拐杖”，实现“电影语言的现代化”。“电影不需要表演”“零度表演”“无表演的表演”“电影演员活道具论”，种种言论充斥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声音中。之前中国的电影表演，大部被归类为反面教材。

　　然而，以“去戏剧化”武装思想的导演们，在实际创作过程中，却普遍邀请各个剧院的演员加入电影创作，他们逐渐演变为电影演员的主体。他们将厚重的戏剧表演技巧带入了电影创作，极大程度地提升了电影的表现力，并迅速与更新升级的电影语言合流，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生机勃勃的电影创作局面。同时，原本存在于戏剧中的种种弊端，历史原因形成的规矩套子、僵化思维、生硬图解、公式化、概念化，也又一次和电影创作中的问题合流。

　　对欧美表演的模仿

　　20世纪50年代，苏联援助时期，学习“斯氏体系”等俄罗斯演剧方法是严格的政策指令，但欧阳予倩、焦菊隐等前辈依旧韧性对抗，保住了民族演剧方法一支血脉，成功地将斯氏体系的“普遍真理”与中国艺术的“具体实践”相结合，创造出影响新中国数十年的中国演剧体系（或称之为“北京人艺演剧体系”）。

　　20世纪80年代，社会各界高度一致地盛赞欧美表演方法，甚至认为只有全面效仿欧美表演方法，才能够拯救中国电影。因此马龙·白兰度、罗伯特·德尼罗，梅丽尔·斯特里普、达斯汀·霍夫曼，成为一代中国影人心目中的“四大天王”。欧洲电影也曾被人追捧，特别是法国电影。一代中国演员开始模仿欧美演员的表演方法。由于国内对于西方文明和当代社会形态了解较少，对其表演观念和技巧只能片面理解，无法分析研究隐藏在背后的更加重要的社会心理、艺术形态、电影产业问题，只能研究其“技”，很难触及到“术”。这也是整个电影创作各个方面面临的共同问题：知道它好，就是学不深。